珠江网讯（通讯员 张建刚）“五一”刚过，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播出了《歌声里的记忆》系列节目，我作为桂涛声人物传记《歌者涛声》的作者，掌握着翔实的珍贵历史资料，受邀讲述有关《在太行山上》创作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家熟知《在太行山上》的曲作者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但很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滇籍回族青年桂涛声。

桂涛声手稿

初出卡郎

桂涛声（1901－1982），曾用名浩然、翘然、独生、吴璧，涛声是笔名，字仰之。“阿桂”是朋友、同事们对他的亲切称呼。他于农历辛丑年三月十七（公元1901年5月5日）出生于滇东沾益县乐泽乡卡郎村（即今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黎山村委会卡郎村）一个殷实的回族家庭。他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孩子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学习《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启蒙知识。民国三年（1914 年），桂浩然正式入村中的阿文小学（今黎山小学）读书。他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课余时间多用在写字画画等兴趣爱好上。他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有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阿拉伯文字曲直结合的线条让他痴迷陶醉，还有那些宗教画丰富的色彩、安宁的神态、繁复的造型让他遐想联翩。

他因有音乐美术方面的特长而倍受长辈们的喜爱。民国五年（1916年），堂伯桂培根将其带入沾益县立两级小学读高小，寄宿在县城当小学教员的堂伯家里。

求学三师

1919年，他考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在今曲靖一中），师从体操兼乐歌教员宋永福学习音乐基础知识，并迷上了沈心工先生的作品。沈心工先生成了他未曾谋面的音乐偶像。受天足会女权运动启发，桂翘然五年后回到母校任教时创作了《钟国魂》，并亲自登台演出，开创曲靖话剧之先河。后来，他创作的《点兵曲》《歌八百壮士》等，也传承了沈氏风格。可见沈氏作品在他心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当然，他从小放牛放羊时，经常听到牧民们唱沾益民歌，这同样对他的歌曲创作起启蒙作用。

两遇聂耳

1923年8月，他考入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后，受到音乐教师张堉的器重，并推荐他到《滇潮》杂志做校对。张堉在第一联合中学任职业音乐教员，同时兼任云南美术学校的音乐教员。张堉在课堂上或集会中经常教唱革命歌曲，他的先进音乐革命思想和精湛的专业水平影响着一大批年轻人。1925年，聂耳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受教于张堉，并常偷偷去美术学校琴房练习钢琴。

也就是在“美专”这段时间，学习英语却偏好音乐的聂耳，与学习绘画也偏爱音乐的阿桂在省立美术学校相识相知，并共同受教于张堉先生。他俩积极参加读书会、演讲会，成为“学运”骨干。

之后，两人不约而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16军驻粤北韶关郴州军营。阿桂比聂耳大11岁，处处关心呵护这位同乡小弟弟，闲暇时共同讨论时局，探讨文艺创作，相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相处甚密，也影响着日后的音乐创作。聂耳因处处感到不适，又有范石生军长的一封推荐信在手，提前离开了郴州军营前往上海。阿桂只身留下来，在好友丁升堂的举荐下，担任16军参谋处上尉书记。

1930 年 5 月，中共地下党员吴登云主动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宣布了党组织吸收他入党的决定，并在湖南省郴州城郴县东街 22 号吴登云住所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

身陷囹圄

1931年4月初，距聂耳离开郴州刚好2年整，桂仰之心怀地下党的嘱托，秘密取道香港，转向上海。组织决定让他先参加清理“立三路线”的短期学习，再到江西中央苏区红军部队中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暴动，组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斗争土豪劣绅，成立苏维埃政权。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学习期间，由于桂仰之在上海英租界康定路旅馆内言谈不慎，被特务窃听跟踪。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和袁也烈的住所，搜出党内文件 24 份，几本马列书籍和一张江西红军作战图。桂仰之和袁也烈双双被捕。

在狱中，他吃尽苦头，但信仰坚定，积极参加“政治犯”难友秘密组织的政治学习活动，在巡捕看守退去后，他们组织“口头办报”，听过彭康讲哲学，吴黎平讲政治经济学，期间插入歌唱和讲故事。桂涛声以音乐为“武器”展开斗争。后来，他把监狱中传唱的《囚徒歌》按《苏武牧羊》的旋律作了修改，使歌词更能激起难友们的心灵共鸣。

关进提篮桥监狱，就是进了“铜墙铁壁”的地狱，要想逃出来，除非出现意外，但没有意外。被重视，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荣耀。但对于一名囚犯来说，这是一种灾难。面临随时被审讯，被重点监视，被拷打。他们在监狱中倍受催残，内心十分向往自由，向往光明，时刻想着怎样逃离“铜墙铁壁”的束缚。这也对他此后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太行山上》开头写的“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千山万壑，铜壁铁墙”与此不无关系。

读书办报

1935年10月从提篮桥监狱出来后，他的心情很沉重，四处寻找党组织，还在街头摆过小摊。1936年1月，考入“上海回教堂理事会”担任书记员后，他才恢复了读书的自由。他酷爱名家诗词。当读到辛弃疾《菩萨蛮· 补陀大士虚空》中“有怒涛声远，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时，心生感慨：经历了牢狱之灾，心中怒气尚存，但愿今后能“柳暗花明” 。1937年2月，入上海读书出版社当编辑，他开始使用笔名“涛声”发表文章，积极参与上海文化界宣传活动。这个名字，让他声震上海，名扬山西，闻名全国。松涛之声，雄浑高亢，气势恢宏，襟怀磅礴。他创作的歌词、诗作，文如其名，大气磅礴，感人肺腑。

青年桂涛声(1937年摄于上海读书出版社)

抗战宣传

1937年8月21日，桂涛声跟随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到武汉，在汉口参与《战斗》《救中国》两个杂志社的工作。在太行山区四个多月里，桂涛声的足迹踏遍了抗战前线的山山水水。他首先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采写了大量抗战新闻。9月上旬到太原，见到周恩来时得知正组建“战时动员总会”，桂涛声便以战动总会工作人员的名义去了陵川县牺盟会民众干部训练班。桂涛声忙着到街头演说，宣传群众，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游击战争”、“统一战线”。

穿行太行山的所见所闻令他心绪难平，到处都是热情高涨的抗战群众，他被太行山雄伟山势的壮丽景色所震撼，被太行山踊跃报名参军的情景所感染，被抗日军民的火热战斗场面所感动。正是在太行山区这段难忘的经历，激起了桂涛声胸中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情，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期。他触景生情，大笔如椽，创作了《在太行山上》等多首极富鼓动性、战斗性的抗日歌曲。

登顶佛山

歌曲创作，使桂涛声与冼星海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俩的合作起自于共同完成《做棉衣》这首歌的词曲。

1938年4月下旬，桂涛声、冼星海、洪荒（阮章竞）等人，住到八蜡庙，组建陵川抗日儿童文工团，一期招收了17名学员。曾当过抗日儿童团团长的武文德当时才有13岁，他多次带“桂代表”（桂涛声）下乡“吃派饭”，搞宣传。

5月3日晚，文工团在佛山脚下的六泉演出抗日剧目，住在岭东村。翌日凌晨3点，桂涛声、冼星海、洪荒等在儿童文工团李曼（在太行山上纵情歌唱“自由之神”生活灵感原型）的引导下出发去登佛山。东方天空刚刚发白，师生们就到了山顶，四周雾海茫茫，偶尔听得到几声鸡鸣狗叫。披着围巾的民众小学女教师李曼在山顶指挥队员们唱起革命歌曲。稍息片刻，东望群山奔涌，千山万壑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光芒四射，充满蓬勃的生机与力量，引来大家一阵惊呼。

桂涛声目睹了太行王莽岭的“千山万壑”，又亲身感受到抗日军民才是真正的“铜壁铁墙”，此情此景，诗性大发，但找不到纸写字，随手摸出一个香烟包装盒，迅速写下《我们在太行山上》。

星海谱曲

1938年5月底，桂涛声离开山西晋城太行山，回到国民政府的临时办公地武昌，期间他几次修改《我们在太行山上》歌词。

自国共合作抗日以后，郭沫若先生把冼星海介绍到第三厅去谱曲子。1938年6月初，桂涛声把写好的《我们在太行山上》送到冼星海在武昌昙华林住地谱曲。当晚，冼星海安排桂涛声住下后，冼星海就忙着连夜作曲。

歌词把太行山中游击健儿的紧张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冼星海看着歌词兴奋不已，仿佛看到了军民浴血奋战的身影，随即音乐灵感来了：由舒展宽广明朗向上的小调主旋律，引出战斗性的进行曲旋律，既充满青春朝气，又有豪迈精壮的气势。歌词中写到的战区老百姓踊跃参军的情景，他与桂涛声有同感，他刚刚看过陵川抗日儿童文工团巡回演出的剧目之一《四杯茶》。他认为桂涛声的歌词总结得好，把爹娘妻妹四人送别抗日儿郎的场面，浓缩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既简练生动，又押韵顺口。冼星海久久被抗战前线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他坐在钢琴前，反复琢磨、构思，连夜将它谱写成一首二部合唱曲。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实现了战斗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一首传世之歌就这样诞生了!

黎明时分，冼星海拿着谱曲后的稿子去见桂涛声，并建议他把标题中的“我们”去掉，演唱者不仅是太行山的战士，也可以是全体中华儿女。歌词也作了部分调整，显得更为精练。桂涛声欣然接受了冼星海的修改意见。

周公试唱

1938年7月，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武汉做组织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的准备工作，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这首《在太行山上》，他们便前往武昌昙华林冼星海的住所先睹为快。

斗室内，冼星海正全神贯注地坐在钢琴前，边弹钢琴，边拿笔在纸上修改《在太行山上》的曲谱，未发觉有人到访。周恩来、郭沫若便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一曲终了，郭沫若才捅了捅冼星海的后背：“星海，周副主席看你来了。”冼星海忙站了起来。郭沫若说：“星海，你先试唱一遍，我和周公当你的第一个听众。”冼星海说：“这是一首二部合唱，需要有一个人和我配合。”周恩来便说：“你唱主旋律，我唱第二声部，如何？” 冼星海惊奇而又兴奋地说：“好！”琴键上流泻出《在太行山上》的前奏……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冼星海深情地唱道。

“……照遍了东方……纵情歌唱……”周恩来神情投入地和唱……

浑厚而激昂的歌声在小屋里回荡。听完两人的动情合唱，郭沫若连声赞道：“好！好！当年，张子房用箫吹奏项羽家乡的楚音，吹散了楚霸王的8000子弟兵；今天，这首《在太行山上》，一定会激励我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打日本，形成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局面！”周恩来当场拍板，确定《在太行山上》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演唱。随后，冼星海首先将作品拿到“星海歌咏队”试唱，又对个别曲谱进行了修改。

1938年7月，那次的武汉歌咏大会盛况空前。《武汉文史资料》这样记载：长江“水上歌咏大会”尤其动人，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在唱歌，高亢的歌声以武汉江面为中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的狂潮。这首歌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在大会上唱出后迅速在大后方、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传开，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说：《在太行山上》演唱后，“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

老年桂涛声(1970年摄于上海育才中学)

朱德抄录

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演出《在太行山上》后，受到热烈欢迎，被广泛传唱。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在太行山区影响最大，随即成了游击队队歌，根据地内掀起了新的参军热潮、杀敌热潮。朱德总司令听到这首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歌曲后，十分喜欢，大加赞赏。他不但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会唱《在太行山上》，还亲自把《在太行山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不仅自己学唱，还要求全军学唱。标杆一树，上行下效。《在太行山上》很快风靡了太行山区。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这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吕梁、五台飞扬，在晋察冀边区飞扬，在大江南北的19块敌后根据地飞扬……这首脍炙人口的抗日经典歌曲——《在太行山上》，体现了太行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是太行山区军民向天而歌的战斗号角，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洪钟大吕，是民族抗战的英雄史诗，表达了全中国抗日军民的心声和亿万华夏儿女的报国热情，成为鼓舞全国广大抗日军民英勇杀敌，奋力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呼声。

2015 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从“胜利日”阅兵式到纪念晚会，《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唱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也自然想起了那个为时代纵情高歌的人——桂涛声。

桂涛声是抗战时代的深情歌者。让我们继续传唱他的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人！

（张建刚，曲靖市委办公室干部、《歌者涛声》作者。图为央视采访作者时，在桂涛声塑像前留影）